經過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，我們的私人財富急劇增長，但人口老齡化、出生率降低、離婚率上升等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。民法典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。

私人財富保障領域的一句金玉良言就是：不確定性是唯一的確定性。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大流行再一次向我們印證了這一規律。根據美國約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，截至北京時間5月26日，全球累計確診新冠病例逼近550萬，累計死亡病例超34.6萬例。在疫情和自然災害面前，我們的人身和財富均處于巨大的不確定性中。此次民法典也關注到諸如疫情等緊急情況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，增加了臨時監護等規定。

最后，民法典順應了科技發展，比如新增了打印遺囑、錄音錄像遺囑的遺囑形式；刪除了公證遺囑的優先效力等，在各方面給予公民更大處分自己財產的自由。

然而在過去40多年里產生的這些巨額新錢，還面臨著更多的挑戰：更加復雜的家庭結構，如澳門賭王的四房17個子女；更加復雜巨額財產結構，如澳門賭王家族的5000億家產，如國內廣泛存在的資產代持；更加國際化的身份安排和資產配置；新冠大流行這樣百年難遇的公共衛生危機。如此種種現實，無不使得高凈值家庭在后民法典時代的財富保障和傳承更加復雜。